[[26]]邱汉平是东吴大学法理学教授，他的法理学讲义和正式出版的教材，也是将权利义务平行地放在章的层次做标题和解说全部法律关系的。

[7] 織田萬：『法学通論』，东京：有斐閣1902年版。采用这种做法并直接影响汉语法学的有代表性日本学者当数先后任职东京帝国大学的梅谦次郎、织田万教授及他们编写的教科书，[[9]]其最明显特点是在篇章标题的层次将权利义务相提并论或用权利义务解说法律关系。

在那个理论体系中，人民权利中一部分被委托给一些人或机构，一部分个人自己保留，因而进入政治社会后就转化为法权力和法权利，从而人民权利也因此而不复存在。当代汉语法学如此确定的中国社会实践中的权，正相当于A.N.怀德海在科学哲学意义上论述的事实。下面我们不妨继续讨论。概括地看，当代中国学术界是在以下三重意义上使用权利一词的。田中成明(京都大学)：『法學入門』，有斐閣2016年版。

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估汉语法学基础性理论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适应水平并改善前者对后者的适应状况，我们不能不考察已知的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选择同与其相对应的中国法律实践的适应状况。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社会主义大一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大一统，称为党导民主制，也就是民主的集中，本质上是民主制。

只有党中央有权决定和解释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武树臣总结了两千年来中华旧法系的总特征：德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法治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故儒家以广义之法归之于礼，使其坦然遵守而不觉其勉强，则亦显其功效，吾人又何必依现代之眼光，否认儒家首倡其说之非策哉？。相对于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法治的内涵更加丰富、手段更加文明、表述更易于为人民和世界所接受，更能体现法治精神，因此也就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定位。

狭义的政治体是指国家。尽管现在人们都使用中华法系而非中国法系，但最初提出时通常是叫做中国法系，我们首先有必要正名。

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文化和制度上的开放包容。荀子强调性伪之分，将人性分为两半，一半叫性，一半叫伪。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

只要我们看看现实中的人，就会发现，不同的人善恶有别，绝对善之人与绝对恶之人几乎不存在，大多数人是善恶并存的，不同的人善恶比例不同。因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是指进入到国家政权内的党员代表们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而非指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按照资本主义法治的法律与道德分离原则，无法解决将共产党纳入法治规范的问题。对于平民来说，义务多于权利，可以说是义务本位。

[123] 中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有两个境界，两个境界分别是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而要实现和睦相处必须有一种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政党来融合和平衡。

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资本主义法治将所有主体都假定为坏人，没有具有德性的领导党，所以是平房结构。

顾人非草木铁石，即不能专赖‘规矩权衡之法以正之。儒家法学是中国固有法系的灵魂，是今后中国本位新法系的生命。1973年毛泽东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92] 武树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81页。

第四，法律和道德同是有制裁的规范。事实上，古希腊和罗马的法律都基于道德。

被认为在新中国第一篇讨论中华法系的文章是陈朝璧1980年发表在《法学研究》上的《中华法系特点初探》，该文总结了中华法系的三个特点：特点之一是重视成文法典并惯于把有关社会规范的思想意识和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特点之二是以天理作为法的理论依据，特点之三是礼、法并重，礼重于法，先礼后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而非国家政权本身。

三大道德领域十五个道德规范：社会公德（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和遵纪守法）、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和奉献社会）、家庭美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谐、勤俭持家和邻里团结）。[57] 孟德斯鸠所说的共和政体包括民主制和贵族制，他认为：就性质而言，共和国应该幅员较小，否则它就很难存活。

[31]列宁在部分继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基础纠正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得出的这个结论。习近平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若尊主卑臣, 明分职不得相逾越, 虽百家弗能改也。[139]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李零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按照马小红统计的自1969年至2014年，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华法系论文著作就有146篇之多[18]。以智人灭尼安德特人始算，人类进化也已经有三万多年，人性的进化是缓慢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分，将君子赋予给士阶层：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第三，不重视形式，罗马法重形式。

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中华旧法系在强大的中华法系基因经过漫长的新陈代谢之后，更新换代成为中华社会主义新法系，在理论上表现为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华新法系必然会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想走法治道路就不能否定党的领导，就必然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依党规。在列宁主义中，社会主义并非独立存在的国家形态，而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2)在克服和扫除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的前提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而后者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前者的克服过程，因此，它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遭遇到种种阻力。可以行一时之计, 而不可常用也, 故曰‘严而少恩。

周人通过四大思想（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为中心，礼乐为两个基本点）和四项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安定天下，天下归心。[1]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法治逻辑，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等法治原则逐步深入人心。

义务本位是中华旧法系的实在法价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专政内涵是非民主非法治，仅仅适用于与革命阶段和政权刚刚建立时期。

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还是几百年前工商文明开始时奠定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价值，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已经不符合信息时代要求，需要进行一次理论革命，为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人民共和政治奠基。没有了合作，进化中的建设性和复杂性也将不复存在。